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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当代电影史而言，昆汀塔伦提诺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。从《黑色追缉令》到《从前，有个好莱坞》，被誉为鬼才的昆汀，为电影叙事与美学带来一股活水，仅用九部电影就奠定自己於影坛的大师地位。这些年来，昆汀的十部电影宣言，蔚为影坛最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在我们等来他宣称的收山之作之前，昆汀出版的这本《狂野电影史》，令我们想起，投身电影产业之前，昆汀只是一个热爱电影的录影带出租店店员；同时也让我们想到，那部谣传被弃置的第十部电影《影评人》。非科班出身的他，凭藉着对电影的狂热，如同海绵一般，贪婪地从各种媒材汲取而来的电影养分。现在，《狂野电影史》推出了中文版，昆汀透过文字，带我们回到他还是小小影迷的 70 年代，一窥这些滋养他的电影面貌。
以下撷取自《狂野电影史：跟着昆汀．塔伦提诺飙电影》第一章
小昆汀看大电影
一九六○年代末、七○年代初，座落於洛杉矶的「蒂芬尼戏院」（Tiffany Theater）是具有独特文化资产的地标。这个戏院置身於好莱坞林立的众多电影院当中，但是特色鲜明。首先，它并不位於好莱坞大道（Hollywood Boulevard）。在好莱坞戏院群中，只有「圆顶戏院」（Pacific Cinerama Dome）傲立於日落大道（Sunset Boulevard）和藤街（Vine Street）的交叉口，其他大戏院都位处老好莱坞游客最後的避风港──好莱坞大道上。
大白天里，好莱坞大道上游客熙熙攘攘，他们参观好莱坞蜡像馆，低着头走过星光大道（Walk of Fame），细数脚下经过的明星大名〔看哪，老婆，艾迪．坎托（Look Marge, Eddie Cantor）呢。译按：Marge是很普通的乡下女人名字，艾迪．坎托是一九三○、四○年代老牌艺人〕。好莱坞大道吸引了所有的游客，这里有闻名世界的中国戏院（Grauman’s Chinese Theatre）、埃及戏院（Egyptian）、派拉蒙戏院（Paramount）、潘特吉斯戏院（Pantages）和时尚戏院（Vogue）等。然而，一到日落，游客们纷纷回到下榻的假日饭店， 好莱坞大道便立刻被属於夜晚的人们占领，变成「怪奇好莱巫」（Hollyweird）。
不过，蒂芬尼戏院不仅位於日落大道，也在拉布雷亚街（La Brea）以西的日落大道上，这一区是日落大道西段（Sunset Strip）。
所以，这有差吗？
差别可大呢。
在那个年代，古典好莱坞的怀旧情绪大肆席卷这片地带。劳莱与哈台（Laurel and Hardy）、菲尔兹（W. C. Fields）、查理．卓别林（Charlie Chaplin）、卡洛夫（Boris Karloff）的科学怪人（Frankenstein）、金刚（King Kong）、珍．哈露（Jean Harlow）与亨佛莱．鲍嘉（Humphrey Bogart）的画像、图画和壁画随处可见〔这时间点也是伊莲．哈夫拉（Elaine Havelock）着名迷幻海报风行的年代〕。特别是在好莱坞中心区（拉布雷亚街以东）。然而，一旦你沿着日落大道往西开车过拉布雷亚街，这条大道就变成了「日落大道」，从老电影发展出来的怀旧好莱坞逐渐消失，这区的好莱坞变成了嬉皮夜店的集散地，年轻文化取代了古典好莱坞。充斥在这区的摇滚夜店（Whisky a Go Go, London Fog, Pandora’s Box），让「日落大道」名噪一时。
就在这块摇滚夜店区，本．法兰克咖啡店（Ben Frank’s Coffee Shop）的对面就是蒂芬尼戏院。
蒂芬尼戏院不会放映像《孤雏泪》（Oliver!）、《国际机场》（Airport）、《万世师表》（Goodbye, Mr. Chips）、《飞天万能车》（Chitty Chitty Bang Bang）、《金龟车》（Love Bug）这类的电影，甚至也不会放《霹雳弹》（Thunderball）。蒂芬尼是《浮士托音乐节》（Woodstock）、《变调摇滚乐》（Gimme Shelter）、《黄色潜水艇》（Yellow Submarine）、《爱丽丝餐厅》（Alice’s Restaurant）、《安迪．沃荷的垃圾》（Andy Warhol’s Trash）、《安迪．沃荷的科学怪人》（Andy Warhol’s Frankenstein）以及劳勃．道尼（Robert Downey）的《庞德》（Pound）等电影的老家。
这些电影都是蒂芬尼戏院会放的片子。虽然蒂芬尼不是洛杉矶第一家放映《洛基恐怖秀》（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）的戏院，甚至也不是第一家固定放映午夜电影的戏院。但从这部电影後来成为电影史的传奇来看，蒂芬尼戏院是第一个真正让《洛基恐怖秀》现象全面爆发的地方──这里的观众会扮装前来戏院赴会，台上有配合电影剧情的表演、恐怖惊悚短片的放映、主题之夜等。整个七○年代，蒂芬尼一直是反文化药物电影的大本营。有些片子成功了〔法兰克．扎帕的《两百家旅馆》（Frank Zappa’s 200 Motels）〕，有些却不然〔佛雷迪．法兰西斯（Freddie Francis）导演、哈利．尼尔逊（Harry Nilsson）与 林哥．史达（Ringo Starr）主演的《吸血鬼之子》（Son of Dracula）〕。
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年间出现的反文化电影，无论品质好坏，都令人兴奋雀跃。这类电影需要观众群聚一起看，最好嗑药嗑到嗨再看。不过很快地，蒂芬尼风光不再，因为一九七二年开始出现的嗑药电影（niche marke）已是小众电影市场的後期了。
如果蒂芬尼戏院有个最辉煌年代，那就是一九七○年。
在这一年，我刚满七岁，第一次去蒂芬尼戏院看电影，当时我妈（康妮）和我的继父（科特）带我去了一场双片联映（Double Feature）──约翰．艾维森（John G. Avildsen）的《乔》（Joe）和卡尔．雷纳（Carl Reiner）的《爸爸去哪儿》（Where’s Poppa?）。
等等，你在七岁时就看了《乔》和《爸爸去哪儿》的双片联映？
不要怀疑，我看过。
那是一次难忘的观影经验，因为我是在这个当下回溯这段记忆，但是对於当时的我，那次经验并不算文化冲击。如果依据作家马克．哈里斯（Mark Harris）的时间表，新好莱坞革命开始於一九六七年。所以，我最初去戏院看电影那几年（我出生於一九六三年）正好是革命的开始（一九六七年），
电影革命战争（一九六八—六九年），以及革命战争胜利的那一年（一九七○年）。这一年，新好莱坞正式取代旧好莱坞。
艾维森的《乔》在一九七○年上映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〔《计程车司机》（Taxi Driver）显然受到这部片的影响〕。可惜的是，在过去的五十年间，这部冲击力超强的电影已渐渐被遗忘了。这部片讲述了一位烦恼的上层中产阶级父亲〔由丹尼斯．派崔克（Dennis Patrick）饰演〕，在当时的嬉皮药物文化风潮中，他失去了女儿〔苏珊．莎兰登（Susan Sarandon）饰演，这是她的银幕处女作〕。
派崔克来到女儿与她废物吸毒男友合租的肮脏公寓，後来打烂了他的头（当时女儿不在场）。他孤坐在一家小酒馆，思考他刚犯下的暴力犯罪时，碰到了一个名叫乔的种族主义、嗓门特大的蓝领工人〔由彼得．波尔（Peter Boyle）饰演，演出非常精彩〕。刚下班的乔在酒吧坐下来喝啤酒，开始对嬉皮、黑人和一九七○年代的社运份子，大声咆哮，喊着「不喜欢美国就滚蛋」（America, love it or leave it）。在这个劳工阶级出没的小酒馆里，根本没有人要鸟他（酒保甚至对他说，而且显然不是第一次：「乔，你闹够了吧！」
乔的呢喃自语，最後感慨地吐出一句：「应该有人把他们（嬉皮）都杀了」。嗯，派崔克刚杀了一个这样的嬉皮，他默默地在酒吧里忏悔，只有乔听到了他的心声。
接下来是两个不同阶级男性之间诡异的对立，彼此间也产生一种共生关系。他们并非完全是朋友（乔其实在趁机敲诈这位痛苦的父亲），但在一种带着黑色幽默的扭曲过程中，他们真的变成朋友。
这位德高望重的中产主管阶级男性，肯定了这位底层阶级，鬼吼鬼叫的蓝领脏鬼的法西斯咆哮。
乔彷佛想利用敲诈来胁迫派崔克加入自己这一国，他分享了这位杀人者的黑暗秘密，从某方面来看，也共同承担了杀人罪责。如此的机制作用，释放了蓝领阶层的慾望和压抑，也抹除了上层文化人的罪恶感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目的性的正义。最後，这两个男人配戴自动机关枪，在一个悲剧性的、具有讽刺意味的定格画面中，父亲处决了自己的女儿。
这片子很厉害吧？你一定也同意。
但是，我如此这般剧情描述，根本无法表达这部片有他妈的多好玩。
《乔》是一部残忍、丑陋、暴力的电影，一部以探讨美国阶级为核心的黑色喜剧，其中带着一丝讽刺，也带着一份野蛮的恶趣味。片中呈现的蓝领阶层、中上阶层和年轻人文化，都用恶质的角色来象徵（片中的每个男性都是讨人厌的白痴）。
从今天的角度，把《乔》定位成黑色喜剧，可能有所争议。但是这部片刚上映时，绝对不是如此。我当时看完了《乔》，马上把这部片晋升为我所看过最惨烈的电影（这个地位，一直到四年後我看了《左边最後那栋房子》（The Last House on the Left）後才跌落排行榜）。老实说，这片子最让我毛骨悚然的部分，是片子一开始两个毒虫居住公寓的脏臭。它真的很让我反胃〔即使《疯狂杂志》（Mad Magazine）恶搞毒虫公寓的夸张呈现，也让我感觉有点不舒服〕。然而在一九七○年，蒂芬尼戏院的观众刚开始看这部片时都很安静。
不过，当丹尼斯．派崔克走进小酒馆，彼得．波尔扮演的乔一出场，观众就开始爆笑了。成年观众马上从带着厌恶情绪的沉默，一秒变成高昂的终极兴奋。我记得几乎乔所说的每一句屁话，都把观众搞到爆笑。那是一种高层次的笑；他们在笑乔。但他们是也是与彼得．波尔一起笑，波尔带着自然的原力，融入了整部电影。才华洋溢的编剧诺曼．韦克斯勒（Norman Wexler）为他写了一堆超夸张的台词。而波尔的喜剧演出，舒缓了这部片的单调丑陋。
乔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讨人喜欢，但他确实把大家逗乐了。
艾维森结合彼得．波尔的超级喜剧演出，加上这场残酷野蛮的垃圾戏，调配出一杯混合了屎尿的鸡尾酒，一种让人觉得很烦的美味。
乔说出来的满嘴干话令人崩溃。就像几年後的《鬼马双警》（Freebie and the Bean）一样，观众或许会因为自己笑了出来而感到罪恶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他们就是笑了。即使年仅七岁的我也笑了。那并不是因为我听得懂乔在说什麽，或者是我很欣赏诺曼．韦克斯勒的对白。我所以会笑，原因有三：第一，整场戏院的成年人都在笑。第二，即使是我，也进得去波尔表演的喜剧气氛。第三，乔一直在谩骂，对於一个小朋友，看到一个好玩的人乱骂一通，简直好玩死了。我记得当那场酒馆戏的笑声开始稍微平息下来时，乔从酒吧凳子上一跃而起，走去点唱机，丢了些硬币进去。他一看到点唱机上的歌单（我猜）都是黑人灵魂音乐，马上开始大吼：「妈的了，连他妈的音乐都被他们搞烂了！」蒂芬尼戏院内的观众，马上爆出更大更猛的笑声。
但酒吧戏结束後，丹尼斯．派崔克和他的老婆去乔家里吃饭之後的某个时刻，我睡着了。我因此错过了乔和他的新信徒大开杀戒，狂砍嬉皮的整场戏。对此，我妈深感欣慰。
那天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记得妈妈对科特说：「我很高兴昆汀在电影放完之前就睡着了。我不想让他看到结局。」
坐在後座的我问道：「结局发生了什麽事？」
柯特对我补充了我错过的情节：「嗯，乔和那个父亲最後开枪杀死了一堆嬉皮。一阵混乱中，父亲最後杀死了自己的女儿。」
「电影一开始的那个女嬉皮？」我问。
「是的。」
「为什麽他要杀死她？」我问。
「嗯，他不是故意要杀她的」他告诉我。
然後我问：「他很难过吗？」
我妈接话说：「是的，昆汀，他非常难过。」
好吧，我可能睡过了《乔》的後半段，但是电影结束，灯光亮起，我就醒过来了。不一会儿，蒂芬尼双片联映的第二部片开始了，那是一部更夸张的喜剧：《爸爸去哪儿》。
当乔治．席格（George Segal）套上大猩猩衣服，露丝．戈登（Ruth Gordon）一拳打在他的蛋蛋上，这部片就已经征服了我。
在那个年代，喜剧的最高境界莫过於一个穿着大猩猩衣服的人，而唯一比这更有趣的，就是一个人被打蛋蛋。所以，一个穿大猩猩衣服的人被打蛋蛋，应该就是喜剧的天花板了。不用说，这部电影就这样一路欢闹下去。虽然时间已经很晚，我还是把这部电影看到最後。
自从那次之後，我再也没有把《爸爸去哪儿》整部片看完。但许多视觉上的瞬间，已经深深刻印在我的脑中，无论当时我是否真的看懂了。
罗恩．莱布曼（Ron Leibman）扮演乔治．席格的弟弟。他被黑人坏蛋一路追着穿过中央公园。
罗恩在电梯里赤身露体，站在旁边的女人欲哭无泪。
当然，最让我震惊的时刻（从观众的反应来看，其他人也是如此），就是露丝．戈登一口咬住乔治．席格的屁股。
我记得当坏人在公园里追罗恩时，我问妈妈：
「为什麽那些黑人要追他？」
「因为他们在抢劫他。」她说。
「为什麽他们要抢劫他？」我问
然後她说，「因为这是一部喜剧，而他们只是在搞笑。」
就在那一刻，我生命的字典中开始有了嘲讽的概念。当时，我年轻的父母经常去看电影，而且都会带我一起去。我想他们原本大可找个人来解决我（通常都是交由我的祖母桃乐蒂来照顾我），但他们却愿意让我当跟屁虫。不过，他们肯让我当跟屁虫的一大原因是，我知道什麽时候该闭嘴。
在白天，我可以当一个正常的（讨人厌的）小孩。就像大部分的小孩一样，问一堆笨问题，耍孩子气，耍无赖，耍自私。但是，如果他们晚上带我出去，去一家高档餐馆，或者去酒吧（有时他们会带我去，因为科特在钢琴吧演奏），或者夜店（他们也常带我去），或者看电影，甚至与另一对夫妻来个四人约会，我就会心知肚明，这时我应该进入大人模式。如果我想在大人模式里混，我的小屁股最好绷紧一点。基本上，这就是说你不能再问笨的问题，也不要误以为你是这晚上的主角（并不是）。大人们在那里聊天打屁，说说笑笑，开开玩笑。我所能做的是就是闭上嘴巴，让大人们玩他们的，不要耍孩子气干扰他们。我知道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对於刚刚看完的电影（除非电影很可爱）的看法，或者对这一晚上的感想。倒并不是说如果我违反规则，就会受到严厉处罚。但是我得到的指令，就是表现得成熟乖巧。因为，如果我像个幼稚的讨厌鬼，我就得留在家里与保母过一晚。而他们则出去大玩特玩。我不想待在家里！我想和他们一起出去玩！我想进入成人模式！
在某些方面，我就像一个儿童版的「灰熊人」（Grizzly Man），我在夜晚偷偷观察大人们的自然栖息地。对我来说，闭上嘴巴，睁大眼睛，打开耳朵，就是我的最佳方针。
这，就是小孩不在场的时候，大人所做的事情。
这，就是成年人的社交行为。
这，就是他们在一起说话说的东西。这，就是他们爱做的狗屁事。
这就是他们觉得有趣的狗屁东西。
我不确定这会不会就是我妈的意图，然而，他们正是在教育我在成人世界如何与人互动。他们带我去看电影，我的责任就是坐着看电影，无论我是否喜欢这部电影。
是喔，那些大人们看的电影，有些片真他妈有够赞！
《外科医生》（MASH）、《荒野大镖客三部曲》（Dollars Trilogy）、《血染雪山堡》（Where Eagles Dare）、《教父》（The Godfather）、《紧急追捕令》（Dirty Harry）、《霹雳神探》（The French Connection）、《俏冤家》（The Owl and the Pussycat）和《警网铁金刚》（Bullitt）。然而对一个八、九岁的孩子来说，有些片真是他妈的无聊。《猎爱的人》（Carnal Knowledge）？《女狐》（The Fox）？《绝代美人》（Isadora）？《血腥的星期天》（Sunday Bloody Sunday）？《柳巷芳草》（Klute）？《花落遗恨天》（Goodbye, Columbus）？《模特儿店》（Model Shop）？《狂妇日记》（Diary of a Mad Housewife）？
但是我知道，当他们在看电影时，没有人会在乎我是不是也觉得很有趣。
我确定我以前一定说过这样的话：「嘿，妈，这好无聊。」我也确定她一定回了我一句：「听好，昆汀，如果我们晚上带你出去玩，你不给我好过，下次我们就把你留在家里（和保母一起）。如果你比较想待在家里看电视，而我和你爸爸出去玩，玩个爽──没问题──我们下次就看着办。你自己衡量一下吧。」
好吧，我决定了。我要和他们出去。
规则一：不要当个讨厌鬼。
规则二：看电影时不要问笨问题。
也许电影开始放映时还可以问一、两个问题，接下来，我就得自求多福了。有任何问题，都必须等到电影放完之後才能发问。大部分的情况下，我都能遵守规则。虽然也有例外。有时我妈和她朋友会讲起他们带我去看《猎爱的人》的趣事。亚特．葛芬柯（Art Garfunkel）费尽心机说服甘蒂丝．柏根（Candice Bergen）和他做爱。他们之间的对话长这样：「来吧，我们来做吧？」「我不想做。」「你答应过我你要做的？」「我不想做。」「其他人都在做。」
然後，我用我九岁男童最尖的嗓音，大剌剌地问：「妈……他们想做什麽？」根据我妈的说法，这句话让整个戏院的成年人笑到爆开。
还有，我发现《虎豹小霸王》（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）结局的定格画面，意义太暧昧不清了。
「发生了什麽事啊？」我记得我有问。
「他们死了。」妈妈告诉我。
「他们死了？」我大叫。
「是的，昆汀，他们死了。」妈妈再次对我确认。
「你怎麽知道？」我机伶地继续问。
「因为当画面定格时，就是暗示那个意思。」她很有耐心地回答我。
我继续追问：「你怎麽知道的？」
「我就是知道。」这是她的回答，但无法让我满意。
「为什麽他们不演出来呢？」我再次追问，开始情绪激动了。
然後，她显然失去了耐心，斩钉截铁地说：「因为他们不想演！」
然後，我只好压低声音，嘀咕着：「他们应该演出来的。」
即使这个结局画面已成影史经典，我还是认同小时候的我：「他们应该演出来的。」
通常我很了解当爸妈在看电影时，并不是向他们丢问题的好时机。我知道我在看大人看的电影，有些东西我无法理解。但是对於我，要去理解《女狐》中桑迪．丹尼斯（Sandy Dennis）和安妮．海伍德（Anne Heywood）之间的女同性恋关系，并不是那麽重要的事。我爸妈玩得很开心，他们晚上出去玩，我可以和他们在一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也知道，提出问题的适当时机，是电影结束之後，开车回家的路上。
小孩子读大人的书，有些词句他们看不懂。但是根据上下文，根据句子的段落安排，有时他们也可以弄清意思。小孩子看大人的电影，也是如此。
很明显，有些东西就是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，你爸妈也希望你看不懂。但是有些东西，即使不能完全洞悉它们的意义，我也能体会个中奥妙。
尤其是那种一屋子成年人都会一起大笑的笑话。在一个挤满成人的空间，我是唯一的小朋友，混在里头一起看成人看的电影，那真的是超酷的。当我听到有人在笑，（通常）我都会猜出那可能是坏坏的东西。有时即使无法领悟，我依然可以意会。
